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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青年移交日本侵華檔案掃描件的故事
華聲在線見習記者 黃思婷 記者 秦慧英 唐雨琪 黃亞蘋
5月2日下午，上海浦東機場，兩位青年緩步走下舷梯，神情肅穆。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地提著一只深灰色行李箱。
他們是來自法國的白士杰（中文名）及其中國同伴鐘灝松。兩位“90后”跨越萬里，輾轉多國，準備將一批從未公開的日本侵華檔案掃描資料（以下簡稱“檔案”），移交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這些檔案，本該更早打開”
5月4日，南京。
移交儀式前，白士杰與鐘灝松面向獻花祭奠碑，肅立默哀，手中白菊微顫。他們將花輕放祭臺。祭臺上，火苗騰起，似是從八九十年前某個被撕裂的黎明穿過時空而來，灼在每個人心頭。
隨后，兩人將兩摞厚重的檔案遞交至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手中。
棕褐色牛皮紙袋上，馬克筆粗體法文赫然在目：
“ARCHIVES DIPLOMATIQUES CADN NANKIN”（南京外交檔案，源自法國南特外交檔案中心）。
5月4日，白士杰（中）與鐘灝松（右）將一批源自法國南特外交檔案中心的日本侵華檔案掃描資料移交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左）手中。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 黃思婷 攝?
這批檔案原件藏于法國南特外交檔案中心，屬于法國公共檔案，依據《法國遺產法典》可用于查閱與引用。南特外交檔案中心是法國外交部檔案館的一個分支機構，隸屬于法國外交部。檔案共1993頁、42份文獻，時間橫跨1920年至1943年，以法文為主，間雜英文、中文、日文。內容包括：南京大屠殺、入侵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細菌武器的使用、日本在上海的軍事與情報活動……
“日本對華侵略之早、規模之大、謀劃之周密、罪行之殘暴，更加清晰呈現。”白士杰低聲說：“可惜80年前東京審判的法官們沒能看到這些。這些檔案，本該更早打開。”
“這些檔案幾乎逐日記錄了日軍進城后，在金陵大學安全區內及南京市發生的暴行。”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陳璞君解讀道，“包括強奸、縱火、搶掠平民、撕毀外國國旗、肆意侵犯外國人財產等，直指日軍的暴行事實。”
周峰表示，這批史料尚需專業團隊進行系統梳理與深入研究，目前檔案細節暫不對外公布，待專家完成解讀鑒定后，將適時向社會公開，讓更多人了解歷史真相。
“唯有記住歷史，才知和平可貴”
獲取這批檔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白士杰講述了他們在法國查閱檔案的經歷。第一次看到那些資料時，他“震驚得說不出話”。“看到了一些很恐怖的事，我不能說得太具體……檔案里不僅有日軍侵華罪證，還涉及當時復雜的地緣政治矛盾。”
隨后的查檔與掃描，更為繁瑣。
鐘灝松透露，這批檔案雖然在法國已經解密，但因涉及第三國敏感信息，對查閱者身份審核極為嚴格。白天，白士杰在檔案館翻閱、掃描；晚上回到住處，兩人整理、翻譯。
檔案館每日限調6盒，每盒至少上萬頁。
更棘手的是時間。根據檔案中心的要求，這批檔案的查閱權限只有三天，且必須在工作時間內完成。為了收集更多資料，兩人三天僅睡四個小時，終于翻閱完所有相關檔案。
白士杰和鐘灝松的祖輩，都曾是反法西斯戰場上的戰士，也倒在了那個硝煙彌漫的年代。
祖輩的模樣在他們記憶里已經模糊了，但白士杰說，這件事做了三年，越來越覺得，好像離他們近了一些。“每次翻開那些掃描件，我們都會想，如果當年也有人這樣把真相傳遞出去，有些結局會不會不一樣。”他們對維護和平與正義有著近乎本能的使命感。
取證難，前路更難。
2025年，他們的好友馬庫斯捐贈618張日軍侵華照片后，遭抹黑造謠，他開設的語言學校被迫關停，背上10萬歐元債務，一度只能兼職打工。如今剛找到短期合同，生活勉強穩定。
“我們被網暴了。”白士杰說，“我們很難過。西方某些不良媒體攻擊我們，說這些照片不是真的，說我們在炒作。他們始終懷疑我們的動機。”
鐘灝松眼中浮起憂慮：“這條路充滿危險。白士杰今后在法國的生活，恐怕很艱難了。”
“但我們詞典里沒有‘放棄’一詞。走這條路，要很勇敢。”白士杰眼眶發紅，停頓后說，在法國歷史課本里，會讀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會看到紐倫堡審判，但日本侵華史卻鮮有提及。
“這正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因。唯有記住歷史，才知和平可貴。”
“希望你們能來芷江，感受‘勝利之城’的厚重”
“我們想去湖南。”
說這話時，兩位青年眼中泛起光芒。
衡陽保衛戰，47天孤城血戰；四次長沙會戰，中國軍民血肉筑城氣壯山河；湘西會戰，侵華日軍最后一次攻勢在此覆滅。而芷江，正是日軍代表簽字投降之地……
“我們想去看看這些地方。”白士杰說。
他們透露，此次移交的檔案中，亦有涉及湖南的內容。下一步，他們計劃走訪長沙、衡陽的抗戰遺址，目睹檔案中寥寥數筆提過卻曾慘烈無比的戰場，也想去芷江看看受降之地。
在湖南，也有人正期待著他們。
不久前，一名留學生在海外二手交易平臺上發現并購得9張侵華日軍作戰地圖，已捐贈給芷江受降紀念館。那些泛黃的地圖上，細致標記著日軍對湖南地形與駐防的偵察，每一筆都是沉默的證言。
而今，1993頁檔案掃描資料的到來，讓芷江受降紀念館館長吳建宏心生新的期盼。
他一直關注這群年輕人的行動。這些民間力量追尋歷史真相的執著觸動了他。吳建宏希望能參與檔案資料的查閱，從中尋找與湖南相關的史料線索——那些散見于外文檔案的片段，或可填補芷江受降紀念館展陳中的某些空白。畢竟，芷江作為抗戰勝利后首個受降地，每一份新增的史料，都是對那段歷史更完整的注腳。
“感謝白士杰、鐘灝松等青年朋友，帶來新的二戰史料。希望你們能來芷江，感受‘勝利之城’的厚重。”
1948年4月16日，當天庭審結束后，國際檢察局部分成員留影，向哲濬（右二）位列其中。向隆萬 供圖?
■記者手記
以更多真相告慰同胞和先賢
黃思婷
檔案移交現場，一位老人眼眶泛紅，雙手交握，頻頻點頭。
他叫向隆萬，今年85歲。他的父親向哲濬，祖籍湖南寧鄉，一身錚錚風骨，正是東京審判席上代表中國發聲的檢察官。
1946年，山河未安，硝煙未散，向哲濬肩負著民族的期盼，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與團隊成員一道，在漫天迷霧中收集罪證，在強權壓力下慷慨陳詞，拼盡全力指控日軍的滔天罪行，只為給苦難的祖國、逝去的同胞，一個公道。
這些年，向隆萬從未停下腳步，日復一日“打撈”著東京審判的點滴史料。終于，他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角落，尋獲了一段珍貴影像——那是1946年5月14日，父親在法庭上首次正式陳詞的模樣。
影像中，向哲濬身姿挺拔，目光如炬，厲聲駁斥著辯方“中日戰爭始于1941年”的荒謬言論。一句質問，振聾發聵，穿越80年的風雨，依舊擲地有聲：“如果這些都不是戰爭，那什么是戰爭？”
向隆萬反復觀看這段影像，看著父親堅毅的神情，仿佛能讀懂他當年的孤勇與無奈。80年前，父親在法庭上拼盡全力，卻終究留有遺憾——那些深埋的罪證，未能一一呈堂，那些未被徹底揭露的暴行，成了他畢生的牽掛。
80年后的今天，他不是來赴一場簡單的儀式，而是替父親，來看一看當年未曾得見的證據。
儀式結束，老人坐在休息室，繼續翻看著父親的老照片。
“父親生前很少講審判細節。所有壓力，他都默默扛著。”向隆萬輕聲說，“直到我參與東京審判研究，才知他們當年何等艱難。證據不足、時間緊迫、處處掣肘……”
他收起手機，望向窗外紀念館的和平雕塑：
“如果父親能看到今天，他會欣慰的。80年了，仍有那么多人，不遠萬里、不計代價，把那些被塵封的真相一點點送回來，把遲到的正義一點點找回來。”
責編：劉暢暢
一審：劉暢暢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